發表日期:2009年10月29日 作者:唐文彰 程曉 來源:北大科學史與科學哲學 字體顏色: 字號:[ ]
淺論我國古代對遺傳變異現象的認識和利用——兼論康熙帝的農業選種實踐

  摘要:本文根據文獻史料總結了我國古代對遺傳變異現象認識的進步過程及其在農業和園藝中的體現,回顧了我國悠久的農作物選種傳統,較為詳實地介紹了康熙皇帝親自運用單株選擇法選育和推廣“御稻米”的過程,展示了我國古代生物知識及選種技術進步的成就和意義。

  關鍵詞:遺傳;變異;選種;御稻米

  幾千年來,我國人民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和園藝實踐中,對自然界生物的遺傳和變異現象,積累了豐富的觀察經驗,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自覺知識,又將其運用于培育作物的優良品種,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

  一、我國古代對于生物遺傳現象的認識及氣種說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自古以來民間對于生物遺傳現象的形象描述。相傳春秋時代的計倪說過:“桂實生桂,桐實生桐。”(《越絕書•計倪內經第五》)戰國時代的《呂氏春秋.用民篇》說:“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早期文獻中的這些記述表明,人們在生產實踐中,對生物性狀遺傳的穩定性早已有了普遍的認識。

  東漢初年的王充(公元27~104)通曉百家之說,對自然現象頗有研究,在探究遺傳問題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他的《論衡.講瑞篇》說:“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于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為不可知?”《論衡.奇怪篇》說:“物生自類本種,……夫含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

  王充認為各種生物都能相當穩定地將本種類的特征遺傳給后代,他的“物生自類本種”命題是對生物遺傳性的概括。他講的“本種”顯然具有“種”的概念的含義,他并且把在自然條件下能不能互相交配、產生后代作為種的基本特性。這與1700年后的生物分類學家林耐(1707~1778)關于物種“按照生殖規律”產生的概念十分相似,不能不說是一種天才的古代自然思想。

  王充認為生物性狀的遺傳,是在生殖過程中通過種子實現的。各種生物“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論衡.物勢篇》);“草木生于實核,出土為栽蘗,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有實核。”(《論衡.初稟篇》)他實際上已經提出了關于生物性狀遺傳的氣種說。

  南朝梁元帝(552~554在位)蕭繹在《纂要》中對生物性狀的遺傳機理作了初步的探討:“草木一gai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干有生死,其神之傳物未嘗死也。”“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于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藏諸仁而顯諸用也。”

  北魏末期的農學家賈思勰雖然沒有提出“遺傳性”這個概念,但他認為生物各有其不同的“性”或“天性”,這種“性”是相對固定的、世代相傳的,以致在農業生產中必須依據生物不同的“性”,采取不同的技術措施。生物的這種“性”,無疑是屬于遺傳性的范疇。在他約于533~544年間著的《齊民要術》中,這類論述很多。如“大豆性炒”(吸收水分多,易使土地干燥),“韭性多穢”(易長草),蜀芥、蕓苔、芥子“性不耐寒”,“荏性甚易生”,“棗性堅強”,“桃性皮急”(皮緊),“李性耐久”(樹齡長),“榆性扇地”(樹冠大,遮蔭),“白楊……性甚勁直”,“竹性愛向西南引”,“羊性怯弱”,“豬性甚便水生之草”,等等。

  南宋的朱熹(1130~1200)是一個具有自然科學精神的理學家,有著與王充一脈相承的“氣種”觀,他說:“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個物事,這個都是氣。”(《朱子語類》,卷94),但朱熹認為“理生氣”,“有是理后生是氣”(《朱子語類》,卷1),把“氣”的本原歸結為“理”。

  明代學者王廷相(1474~1544)對自然知識有深入研究,他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明確地闡述了遺傳物質的氣種說。他認為元氣是“通極上下造化之實體”(《慎言.道體篇》),元氣中蘊含有萬物的種子。他說:“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以元氣而化,蓋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生出天地、水火、萬物。”(《內臺集.答何柏齋造化論》)“人有人之氣,物有物之氣,則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草木有草木之種,各各具足,不相凌犯,不相假借。”(《王氏家藏集》卷35)

  在《慎言.道體篇》中,他說:“萬物巨細剛柔,各異其才;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他認為遺傳物質“氣種”的穩定,造成物種的穩定性和特異性。他還指出,“人化生之后,形自相禪”,“人不肖其父,則肖其母;數世過后,必有與祖同其體貌者,氣種之復其本也。”他的認識已涉及到了包括返祖現象在內的遺傳物質的傳遞和表現規律問題。

  王廷相的“氣種說”與300多年后魏斯曼(1834~1914)于1892年提出的認為生物體內由種質負責生命遺傳與種族延續的“種質說”很相似,應該說是很進步的古代自然學說。

  清代的戴震(1723~1777)繼承了氣種說,并作了進一步地闡發。他在《孟子字義疏證》中說:“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試觀之桃與杏:取其核而種之,萌芽甲柝,根干枝葉,為華為實,形色臭味,桃非杏也,杏非桃也,無一不可區別。由性之不同,是以然也。其性存乎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或闕也。……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他闡明世界上不同種類生物的性狀,是由遺傳性決定的,強調遺傳物質決定生物遺傳性狀。同時,戴震的“氣種”論中帶有“預成論”(認為生物有機體早就以縮微的方式存在于生殖細胞中)的含義,與同時代歐洲人的認識遙相呼應。

  “氣種說”講的“氣種”已經很接近現代科學所發現的遺傳物質,具有近代科學思想的萌芽成分。但是由于古人缺乏必要的科學手段和科學實驗,因而在當時未能從實體上加以證實,這也是中國古代自然研究領域存在的共同的局限性。

  二、我國古代對于生物變異現象的認識及其在農業和園藝中的體現

  生物在具有遺傳性的同時,也會產生變異性;在人工定向的培育下,變異更為明顯。人們很早就已清楚地認識到同一生物的品種間差異。《周禮》中提到了品種各異的馬,如種馬、戎馬、道馬、田馬和駑馬等。《爾雅》記載了各種不同名稱的馬,包括36個馬的品種及其差異。《考工記》中說:“桔逾淮而北為枳,……此地氣然也。”盡管是誤認桔與枳為同一植物,但其中的生物變異思想是顯而易見的。

  王充在《論衡.講瑞篇》中論述了生物的變異現象,他在駁斥世人對于鳳凰、麒麟和嘉禾等所謂“瑞物”的迷信時說:“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于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為瑞矣。……嘉禾生于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他認為“瑞物”都是普通生物的變異,“嘉禾”就是禾谷作物的禾穗變異。

  發現嘉禾這種一莖多穗的分枝變異現象的記載在我國古籍中不勝枚舉。這里聊舉兩例:《后漢書.光武本紀》中記載西漢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在濟陽縣(治今河南省蘭考縣東北)發現一莖九穗的嘉禾;《梁書.武帝本紀》記載梁天監四年(公元505年)五月,建康縣(治今南京市江寧區南)朔陰里發現嘉禾,一莖十二穗。可見,王充關于嘉禾是禾穗變異現象的解釋,是符合事實的。

  生物變異有可遺傳的變異,也有不可遺傳的變異。王充在這里所講的特殊變異,其特性不能遺傳,不能自成種類。他說“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看來人們一定曾經進行過試種,發現不能保持其親本多穗的性狀,從而表明“嘉禾”是不遺傳的變異。

  賈思勰描述了同一物種的不同個體或品種之間存在著的性狀差異。他指出:“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齊民要術•種谷第三》);“每梨有十許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齊民要術•插梨第三十七》)。這些差異都屬于生物變異性的范疇,或者是以生物的變異性為基礎的。

  他通過實踐和觀察,還發現生物的變異與環境條件的改變有著密切的關系。《齊民要術•種蒜第十九》中說:“瓦子垅底,置獨辮蒜于瓦上,以土覆之,蒜科橫闊而大,形容殊別,亦足以為異。今并州無大蒜,朝歌取種,一歲之后,還成百子蒜矣,其瓣粗細,正與條中子同。蕪菁根,其大如碗口,雖種他州子,一年亦變。大蒜瓣變小,蕪菁根變大,二事相反,其理難推。又八月中方得熟,九月中始刈得花子。至于五谷蔬果,與余州早晚不殊,亦一異也。并州豌豆度井陘以東,山東谷子入壺關上黨,苗而無實,皆余目所親見,非信傳疑,蓋土地之異者也”。

  尤其可貴的是,賈思勰根據當時的實踐經驗指出,通過環境條件的改變和適當的栽培措施,可以使作物的變異固定化,從而形成新的特性。《齊民要術•種椒第四十三》談到花椒樹時說:“此物性不耐寒,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即死;其生小陰中者,少稟寒氣,則不用裹,所謂習以性成。一木之性,寒暑異容,若朱、藍之染,能不易質?”

  任何植物都有改變自身以適應新環境的能力,這種能力在其生命發展的早期階段最為充分;而隨著植物的生長,這種可塑性則不斷削弱。賈思勰發現了這一原理,并概括為“習以性成”,其中包含著生物遺傳性和變異性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

  賈思勰對生物變異現象的認識比王充大大前進了一步。王充把“物生自類本種”和命定論聯系起來,不承認物性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改變的,他只注意到生物中不可遺傳的特殊變異,而忽視了生物遺傳過程中逐步積累起來的新的性狀的可遺傳變異。而賈思勰不但指出生物的性狀可以遺傳,而且指出生物的性狀也可以改變,他從事實上揭示了生物變異的普遍性,并考察了這種變異發生的條件和原因。

  北宋時,由于果木、花卉、觀賞植物等園藝業的發展,人們積累了更加豐富的生物變異知識,更加了解人工選擇和栽培對于變異的作用。沈括(1031~1095)的《夢溪筆談》中說:“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然也。”蔡襄1059年在《荔枝譜》中指出“荔枝以甘為味,雖有百千樹,莫有同者。”王觀1075年在《揚州芍藥譜》中認為:“今洛陽之牡丹,維揚之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異色,間出于人間,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成之”,這把遺傳與變異的關系和人工在變異中的作用說得相當清楚。周師厚1082年在《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中介紹:“間金,千葉紅花也,微帶紫而類金系腰。開,頭可八九寸。葉間有黃蕊,故以間金目之。其花蓋黃蕊之所變也。”這是世界生物學史上最早發現雄蕊可以變成花瓣的文獻記載。劉蒙1104年在《菊譜》中描述了菊花的35個品種,并說明了菊花的變異現象:“花大者為甘菊,花小而苦者為野菊,若種園疏肥沃之處,復同一體,是小可變為大,苦可變為甘也。如是,則單葉變而為千葉,亦有之也。”

  在園藝實踐中,人們自覺地發現和利用植物可遺傳的顯著變異,不斷選育良種。歐陽修1031年在《洛陽牡丹記》中提到了牡丹多種可遺傳的顯著變異例子:“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為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可見,重瓣和多瓣花都是從單瓣花的變異逐步演化而來的。陸游《天彭牡丹譜》、劉蒙《菊譜》等專譜中也都有類似記載。

  宋朝人已經知道,通過人工選育、雜交或嫁接,可使植物發展新的變異,逐漸形成新品種。《揚州芍藥譜》中說:“花之顏色之深淺與葉蕊之繁盛,皆出于培壅剝削之力。”《菊譜》指出:“凡植物之見取于人者,栽培灌溉不失其宜,則枝葉華實無不猥大。至于氣之所聚,乃有連理合穎、雙葉并蒂之端,而況花有變而為千葉者乎?”。韓彥直1178年在《橘錄》中稱:“工之良者,揮斤之間,氣質隨變,……人力之有參與造化,每如此。”

  芽變是植物產生新的變異品種的豐富源泉,宋代已有芽變選種的記載。歐陽修就在《洛陽牡丹記》中記錄了牡丹的芽變:“潛溪緋,千葉緋花,出于潛溪寺。……本是紫花,忽于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枝花”。其他如“御黃袍”、“洗妝紅”等牡丹品種,都是芽變產生后經人工培育形成的;“魏花”則是樵者于洛陽附近山中采得野生變異植株后,因由五代末期宰相魏仁溥私園購回加以培育繁殖而得名,從此成為一代花后。

  當時的種花人還總結出了對各種突變進行選擇以培育新品種的寶貴經驗。《菊譜》中寫道:“嘗聞蒔花者云:花之形色變異如牡丹之類,歲取其變者以為新。”這體現了通過連年選擇變異植株可以創造出植物新類型的樸素進化觀,完全符合生命遺傳、個體變異和人工選擇是生物品種類群不斷豐富的基礎這一現代遺傳學理論。

  隨著實踐范圍不斷擴大,農業生產中對于作物變異的認識也不斷豐富。蘇軾的《東坡雜記》中談到了糯種變異:“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儋人最重鐵腳糯,今歲乃變為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元代王禎的《農書》指出:“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于冀、兗者,不可以青、徐論;宜于荊、揚者,不可以雍、豫論。……谷之為品不一,風土各有所宜。”明代宋應星1637年在《天工開物》中寫道:“梁粟種類甚多,相去數百里,則色味形質隨之而變,大同小異,千百其名。”

  明代學者對可遺傳的顯著變異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萬歷年間(1573~1620)夏之臣已認識到“忽變”與生物品種多樣性之間的關系,他在《評亳州牡丹》中說:“牡丹其種類異者,其種子之忽變者也。”這里“忽變”一詞,與300年后的荷蘭植物學家德.弗里斯20世紀初所創用而中文譯為“突變”的這個詞,在語義和中文形式上都是大致相當的。雖然夏之臣沒有提出德.弗里斯那樣的突變概念與學說,但以“種子忽變”來解釋牡丹品種差異形成的原因,顯然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了現代“突變”概念的涵義。其后的《天工開物》中多次提到具有遺傳性的突變實例,如“凡稻旬日失水,則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種,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一異也。”這種個別植株的遺傳性突變,因與環境相適應而保留下來或受環境激發而產生,從而導致新品種的形成。

  以上敘述表明,我國古代對于生物變異的普遍性有著相當久遠的認識,古人已經發現:不同的環境,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物形態;生物在不同的環境中會發生變異,生物的變異與其生存環境的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有意識的人工選擇,以可遺傳的生物變異為材料,能培育出有益于人類的優良生物品種。

  三、我國古代農作物的選種傳統及“御稻米”的選育和推廣

  我國古代很早就開始利用生物中普遍存在的遺傳和變異現象進行農作物品種的選育,農業本身就是從在野生植物中選育栽培作物發端的,這種選育就是在自然選擇基礎上的人工選擇,這個過程迄未停止。
我國先民的選種傳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傳說中的后稷教稼時代。《詩經•大雅•生民》有詩句:“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拂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誕降嘉種,維ju維pi,維men維芑”。其中“種之黃茂,實方實苞”是對選種的具體要求:“黃茂”是光潤美好,“方”是碩大,“苞”是飽滿或充滿活力;而“ju”和“pi”是良種黑黍,“men”和“芑”是良種粟。

  《周禮》中亦有一些關于選種工作的記載。《天官•舍人》中稱:“以歲時懸tonglu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顯然這里懸掛的是谷穗,旨在保持種子的干燥,其中tong是早播晚熟的品種,lu是晚播早熟的品種。《地官•司稼》載:“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tonglu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之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這是西周的品種調查推廣制度,反映了當時對選種工作的重視。

  戰國時的理財家白圭(前370~前300)曾說:“長斗石,取上種。”(《史記•貨殖列傳》)這表明人們已認識到選用良種是最經濟的增產方法。廣泛的選種實踐,獲得了不少良種。《管子•地員》記載了“九州”18類土壤所宜品種36個,其中粟(包括秫和粱)品種12個,黍(包括ji)品種10個,水稻品種12個(其中脫漏2個),大豆品種2個。這些只是當時眾多品種中見于記載的一部分。秦漢以后,選種工作建立在更加自覺的基礎上,發展到相當成熟的形態。

  上述史料表明,禾谷類作物最早的選種方法是粒選,繼而是穗選。西漢成帝(前32~前7在位)前后的《汜勝之書》記載了穗選法:“取麥種,候熟可獲,擇穗大強者,斬束立場中之高燥處,曝使極燥。無令有白魚,有輒揚治之。取干艾雜藏之,麥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順時種之,則收常倍。取禾種,擇高大者,斬一節下,把懸高燥處,苗則不敗。”

  在混合選穗基礎上繁殖良種的選種方法,始見于《齊民要術.收種第二》:“凡五谷種子,……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劁刈高懸之。至春,治取別種,以擬明年種子。其別種種子,常須加鋤。先治而別埋,還以所治穰草蔽窖。”這比德國選種學家仁博1867年改良麥種時使用混合選擇法要早1300多年。
《齊民要術》中記載了各種作物的品種和特性,強調作物品種所適應的地域性,并認識到作物品種的“相關性狀”:“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長而收少。強苗者短,黃谷之屬是也;弱苗者長,青白黑是也。收少者,美而耗;收多者,惡而息也。”指出了矮稈高產的優越性以及生長期與產量、產量與品質之間的關聯。

  清代的混合選擇法更趨完善。楊shen1747年在《知本提綱•農則》中提出“種取佳穗,穗取佳粒”,即“擇純色良穗、子粒堅實者”,要求在穗選基礎上再行粒選。

  穗選時如果利用選出的單個穗子進行連續的繁育,從而培育出具有該禾穗優良性狀的品種,這就是單株選擇、系統繁殖的方法。這種方法在生產實踐上應該早已有之,但明確的記載直到清代才出現,見之于《康熙幾暇格物編》:其一是關于吉林單株“白粟”的選育播種情況;其二是記述從“豐澤園”中單株選育出“御稻米”的經過。后來包世臣1801年在《郡縣農政》中把在肥地選擇單穗、分收分存的單穗選種法稱作“一穗傳”,這也是單株選擇法的中國民間說法。

  《康熙幾暇格物編》上冊記載:“烏喇地方(今吉林省吉林市境內),樹孔中或生白粟一科,土人以此子播獲,生生不已,歲盈畝頃,味既甘美,性復柔和。有以此粟來獻者,朕命布植山莊之內,莖干葉穗,較它種倍大,熟亦先時,作為糕餌,潔白如糯稻,而細膩香滑殆過之。”這是中國古代采取單株選擇法選育良種的一個典型實例。康熙皇帝(1661~1722在位)由此推斷:“想上古之各種嘉谷或先無而后有者,概如此,可補農書所未有也。”

  此后,康熙親自運用單株選擇法,對水稻的變異植株進行有意識的選擇,成功地培育出一種新的優良品種“御稻”。《康熙幾暇格物編》下冊記載:“豐澤園中,有水田數區,布玉田谷種,歲至九月,始刈獲登場。一日循行阡陌,時方六月下旬,谷穗方穎,忽見一科,高出眾稻之上,實已堅好,因收藏其種,待來年驗其成熟早否。明歲六月時,此種果先熟。從此生生不已,歲取千百,四十余年以來,內膳所進,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朕每飯時嘗愿與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

  1703年承德建避暑山莊后,康熙把御稻種帶去,在莊內設大片水田,“稻田所收,每歲避暑用之尚有贏余”。他還命地方官員在熱河境內引種,水稻種植從此發展到長城以北。1704年,康熙批準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和總兵藍理在天津附近開的水田中大面積播種御稻,這就是有名的“京西稻”和“藍田”。幾年之后,又命在京東長城內外全力推廣。

  “御稻”抗寒能力強,能夠比當時普通稻種提前播種,生長期也比普通稻短得多,不但解決了北方無霜期短少有水稻的問題,而且也能解決南方數省第一熟均為低產糯米的問題。康熙因此寫下《早御稻》詩:“紫芒半頃綠茵茵,最愛先時御稻深。若使炎方多廣布,可望兩次見秧針。”希望改變長江兩岸一糯一稻的種植傳統。他認為“南方氣暖,其熟必早于北地。……若更一歲兩種,則畝有倍石之收”。

  1715年,為在大江南北試種兩季御稻,康熙“頒其種與江浙督撫、織造,令民間種之。”當時的蘇州織造和江寧織造,分別是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和父輩曹順,他們都得到了產于避暑山莊的御稻種。當年由于種植者不相信御稻抗寒,不敢提前播種,致使秋稻生長期不足,因而一季稻豐收,二季稻欠收。康熙收到報告后,批示“四月初十種遲了”。翌年,他派出直隸有經驗的種稻老農專下江南指導,提前至三月底插秧,使得一、二季均獲豐收,更證明御稻確實是一個優良品種。蘇州人把這種“御稻”又稱為“百日種”,一百天成熟的意思。《紅樓夢》中多處提到的胭脂米,就是御稻米。

  隨后的兩年里,蘇、浙、皖、贛等省開始大面積推廣兩季御稻,畝產量大幅度提高。最初來自江南的水稻,經康熙在豐澤園精心選育,再經避暑山莊試種和京津的大面積推廣,最后又回到江南,使千百年來糯稻連作的生產方式向雙季稻連作制轉變,塞上熱河的御稻種,從此落戶大江南北。

  康熙皇帝吸取勞動人民的經驗,親自進行驗證和發現農作物新品種的單株選擇法實驗。兩次試驗,目的明確,步驟完整,有選育、試種、對照、推廣的詳細記錄,跟現代單株選擇程序吻合,是世界選種史上彌足珍貴的科學實驗資料,比維爾莫林1856年開始采用單株選擇法為甜菜選種要早140多年。

  康熙的選種實踐為達爾文所稱道,他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中寫道:中國“皇帝的上諭勸告人們選擇顯著大型的種子;甚至皇帝還親手進行選擇。據說‘御稻米’,即皇家的米,是往昔康熙皇帝在一塊田地里注意到的,因而被保存下來了,并且在御花園中進行栽培,此后由于這是能夠在長城以北生長的唯一品種,因此成為有價值的了。”我國古人以勤勞和智慧,積累了關于遺傳變異及選種育種的豐富經驗和知識,培育了多種多樣的優良植物品種,為人類文明和生物科學的進步做出了寶貴貢獻,這是值得我們總結的一筆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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