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2019年10月16日 作者:于洪君 字體顏色: 字號:[ ]
新中國是如何“另起爐灶”搞外交的

  19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70年來,新中國外交如同其他各項事業一樣,創造出大量感人肺譜的光輝業績,譜寫出無數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而所有這一切,撫今追昔,都源于毛澤東所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源于他所制定的 “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一邊倒”三大原則,源于周恩來為代表的新中國外交家們披肝瀝膽、開拓創新、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豐富實踐。

  (一)毛澤東為新中國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國即已面臨內政外交何去何從的歷史性選擇。回首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百余年弱國無外交的屈辱歷史,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杰出代表,毛澤東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后,處理對外關系的基本原則和立場,即在“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

  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望,建立新中國的宏圖偉業已經提上中國共產黨人的議事日程。毛澤東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他在文中明確指出,歷史經驗表明,未來的中國將外交方面只能實行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倒”的方針,新中國爭取國際承認,爭取國際支持,只能面向社會主義國家,其他道路是沒有的。在謀劃建立新中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上,毛澤東又進一步表示:“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未來的中國政府,愿意同外國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問題”“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揭開了新中國新外交的華美篇章。當天下午3時,新中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毛澤東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開國大典之后,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立即簽發了第一份外交公函,送達各國原駐華機構外交代表,其中包括蘇聯原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此公函要求他們將毛澤東主席的建國公告轉告本國政府。次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致函周恩來,告知蘇聯政府承認新中國并決定與中國建交。斯大林領導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新中國并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

  10月3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函告蘇方,中方同意兩國建交。蘇聯則通知中方,任命原駐華大使羅申為駐新中國大使。4日,已在莫斯科的戈寶權為任命為中國駐蘇使館臨時代辦。5日,中蘇雙方宣布駐對方大使人選。蘇方再次確認羅申為駐新中國大使,中方確認王稼祥為新中國駐蘇大使。

  中方之所以“確認”王稼祥為新中國駐蘇大使,是因為早在1949年初,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時,中蘇兩黨已經就此形成共識。10月20日,新中國成立后僅20天,王稼祥乘火車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履新。周恩來等人親自到車站送行。

  當時,新中國還來不及為自己的外交官制作護照,王稼祥是帶著剛剛組建的新中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閻寶航聯署的“證明信”上路的。“證明信”請蘇聯沿途關卡對王稼祥大使一行給予必要的外交禮遇。此外,王稼祥還隨身攜帶了毛澤東致斯大林的介紹信,說明他同時也是中共中央駐蘇聯共產黨的全權代表。因此,王家祥到任后,除了按國際慣例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遞交毛澤東、周恩來聯署的新中國第一號國書外,還向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呈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王稼祥不僅是新中國駐蘇大使,同時也是新中國外交部主管東歐事務的副部長,并且還是中國共產黨駐蘇聯共產黨全權代表。中國駐東歐各國家大使,也都是以雙重身份開展工作的。新中國外交這一特殊情況,過去鮮為人知,如同新中國成立之前劉少奇秘密訪蘇,就如何建立新政權等事與蘇聯領導人交換意見而鮮為人知一樣。

 

1949年,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在駐蘇使館辦公

  (二)遴選老革命家與軍隊將領出任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

  由于蘇聯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是當時已經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首領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擁有很大影響。蘇中建交后,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東德)、阿爾巴尼亞以及亞洲的朝鮮、蒙古等國迅速跟進。印度緬甸等周邊國家、北歐的瑞典瑞士等非社會主義國家,也很快承認新中國并與新中國建交。就連英國與荷蘭,也很快與新中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鐵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也很快承認了新中國,但考慮蘇聯與南斯拉夫當時嚴重對立,中南兩國未能立即建交。中國與阿爾巴尼亞,因雙方均有外交官不足之感,直到1954年才正式互派大使。

  毛澤東所制定的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初戰告捷。新中國迅速突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外交孤立和封鎖,成功地邁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步。這時,一項前所未有的特殊任務,即緊急遴選新中國駐外大使的工作,刻不容緩地擺在了中央人民政府面前。考慮到當時國際關系的復雜性,特別是舊政權駐外大使不可能服務于新政權這一實際情況,中央根據毛澤東關于新中國外交“另起爐灶”的指示精神,從部隊中迅速調集一批高級將領,出任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他們是:

  彭明治,時任第四野戰軍第13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同時兼南寧警備司令員,出任駐波蘭大使;

  曹仁祥,時任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出任駐保加利亞大使;

  黃鎮,時任軍區政委、軍委總政治部第一室主任,出任駐匈牙利大使;

  王幼平,曾任軍區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戰軍第15軍副政委、第五兵團政治部主任,出任駐羅馬尼亞大使;

  姬鵬飛,曾任蘇中軍區政委、華東野戰軍蘇北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出任駐東德外交代表,后改任駐東德大使;

  譚希林,曾任32軍軍長、山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青島警備司令,出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倪志亮,曾任東北軍政大學、中南軍政大學副校長、武漢警備區司令員,出任駐朝鮮大使;

  羅貴波,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出任中共中央駐越南共產黨聯絡代表兼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顧問,后為新中國駐越南大使;

  袁仲賢,曾任第三野戰軍八兵團政委、三野參謀長兼華東軍區代參謀長、南京警備區司令兼政委,出任中國駐印度大使,后兼任駐尼泊爾大使;

  韓念龍,時任第三野戰軍33軍政委、上海警備區副政委,出任駐巴基斯坦大使;

  馮鉉,中央軍委聯絡部天津局局長,出任駐瑞士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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