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2019年10月16日 作者:夏明星 趙國強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字體顏色: 字號:[ ]
羅榮桓的用兵藝術

  作為人民軍隊名將,羅榮桓近40年的軍事生涯,就是人民軍隊由小到大、以弱勝強的一面鏡子:1927年9月,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特務連黨代表,參加秋收起義,開始戎馬倥傯的歲月;1930年6月,江西紅軍組建紅一軍團,代理紅四軍政委,與黨的政治工作結緣;1932年3月,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與軍團長林彪、軍團政委聶榮臻搭檔,成為一時佳話;1933 年6月,任紅軍總政治部巡視員、武裝動員部部長,為擴大紅軍積極奔走;1937年8月,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政訓處主任,又與林、聶搭檔,揮戈山西抗日;1938年冬,任一一五師政委,揮師挺進山東敵后;1943 年3月,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一一五師政委兼代師長,領導山東抗戰取得最后勝利;1945年10月起,又和林彪共事解放戰場,參與運籌決勝遼沈、南下平津;1950年4月、1960年12月,兩度出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運籌抗美援朝戰爭、對印自衛反擊作戰中的政治工作。在波瀾壯闊的軍事生涯中,他從一介書生成長為開國元帥;在艱苦卓絕的軍事斗爭中,他從不諳軍事鍛造成用兵常勝。

  爭取民心,政勝為本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義部隊撤退到湖南瀏陽文家市,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部住進市西頭的里仁學校。20日晨,全師千余人在校操場上開會,毛澤東發表即席講話:“同志們,革命總是要發展的,總是要勝利的。我們現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就能砸破那個大水缸。

  毛澤東講話的基本精神,就是革命軍隊應該確立“爭取民心,政勝為本”政治思想工作觀念。這是羅榮桓首次見到毛澤東并聆聽其講話。從這時開始,他便非常尊重和敬仰毛澤東,也在思想上和實踐中逐步樹立了“爭取民心,政勝為本”的政治立場。

  到1930年春,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經羅榮桓等政治干部不斷的實踐和總結經驗,已形成一整套較成熟的群眾工作“七部曲”:分發土豪的谷物給貧雇農以發動群眾;進行口頭和文字宣傳、化裝講演、召開群眾大會以宣傳群眾;建立工會、農會等以組織群眾;組織赤衛隊以武裝群眾;建立黨的支部或區委以領導群眾;舉辦群眾領袖、黨的干部訓練班以訓練群眾;分配土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這7項都要進行調查研究,使做群眾工作的過程同時成為調查研究的過程。顯然,這是紅軍“爭取民心,政勝為本”政治思想在革命實踐中結出的碩果。

  就在1930年春,羅榮桓升任紅四軍第二縱隊政委,率部到達贛南安遠、尋烏地區。由于在斗爭中堅持了“爭取民心,政勝為本”政治立場,他很快打開工作局面。部隊走到哪里,標語就貼到哪里。部隊一駐下,戰士們主動向群眾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調查土豪劣紳的罪惡。部隊打土豪,除完成籌款任務外,把全部東西都分給了群眾。每次出發前,戰士們把大街小巷都打掃得干干凈凈。部隊黨支部還派人挨家挨戶檢查群眾紀律的執行情況,看看借東西還了沒有,損壞東西賠了沒有。這樣,紅軍的政治影響擴大了,軍民關系也更加密切了。幾個月功夫,不但群眾積極參加支前,第二縱隊自身面貌也發生顯著變化,羅榮桓等的工作得了紅四軍前委的贊揚。

  1937年9月下旬,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開展“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的指示,羅榮桓奉命率領一一五師政治部、騎兵營、教導大隊等部,奔赴河北阜平縣一帶發動群眾,開辟抗日根據地。受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的影響,阜平上下早已人心惶惶。為打響北上抗日的政治仗,羅榮桓堅持“爭取民心,政勝為本”,一到阜平便把宣傳隊撒向街頭巷尾刷寫抗日標語,宣講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群眾情緒頓時穩定下來。抗日景象生龍活虎,阜平面貌煥然一新。當晉察冀臨時省委成員王平向羅請示阜平抗日工作時,羅建議:可以因勢利導,以當地士紳和青年學生組織的抗敵后援會為基礎,成立動委會。利用這一合法陣地,大刀闊斧地發動群眾。動委會很快正式成立,王平當選為主任,羅派了10多名紅軍干部協助王平工作。他們到各區宣傳組織群眾,建立抗日武裝。不到一周時間各區都成立了動委會,領導著全縣人民的抗日運動。另外,全縣還組織了400多人的抗日義勇軍。

  瓦解敵軍,勝敵益強

  《孫子兵法》 講過,戰場上有俘獲,“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關于瓦解敵軍,毛澤東高度重視:“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對此,羅榮桓極其認同,形成了“瓦解敵軍,勝敵益強”的策略思想,并運用到政治宣傳工作中。

  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的他,積極發揮紅軍政治工作的作戰功能。曾委托羅瑞卿組織過一個文化娛樂訓練班,學員結業后組成“戰士劇社”。隨著演出水平的提高,劇社影響越來越大。不過,演員仍是業余的。在一次戰斗中,部隊抓了不少俘虜兵。他們受了國民黨欺騙宣傳的影響,對紅軍很不信任。為了對他們進行教育,羅榮桓要戰士劇社為他們組織一次《血汗為誰流》的專場演出。這是一出以寧都暴動為背景,描寫國民黨士兵因不堪忍受軍官壓迫而起義的三幕歌劇。演出開始時,俘虜們神情淡漠。演到第二幕,臺下傳來唏噓聲。第三幕開始后,許多人坐不住了。他們扔掉拐杖、扯下白布,連呼自己上了國民黨的當,紛紛要求加入紅軍。最終,紅一軍團成功實現“瓦解敵軍,勝敵益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后方嚴重空虛。為更多榨取華北的人力物力,日軍轉而推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加緊對抗日軍民的“政治進攻”,以挑撥抗日軍民的關系,瓦解八路軍。羅榮桓仔細研究了敵人這種陰謀,在一份報告中適時針鋒相對地提出“瓦解敵軍,勝敵益強”:對此最好的辦法是貫徹黨中央提出的“政治攻勢為主,游擊戰為輔”的原則。

  根據羅榮桓這一系列指示,各地利用敵占區的士紳、商人、偽軍家屬等關系,以夜間喊話、散發宣傳品等方式,對偽軍、偽組織人員展開有力的政治攻勢。普遍采用了記“紅黑點”“善惡錄”的辦法爭取偽軍:偽軍中誰做了一件對人民有利的事,就給他記個紅點,反之就記黑點,并把這些事登記起來,記紅點可以贖罪,記黑點要受到懲罰;在喊話時,先將這種辦法通知偽軍,然后不斷公布記錄的結果,對不接受警告的,則堅決給予打擊、鎮壓。1943年起,各地還對偽軍家屬進行登記并常召集他們開座談會,以此了解偽軍內部情況,講解八路軍寬待俘虜的政策,宣傳抗戰形勢,要求他們勸說偽軍改邪歸正。即“喚子索夫運動”。在此基礎上,各地在偽軍偽組織內部物色對象,與其交朋友乃至促其反正,以便在敵人內部積蓄力量,或讓他們成為表面應付敵人,實際為共產黨、八路軍服務的兩面政權。對于一般偽軍人員,民主政府頒發了寬待回家的條例,訂出獎勵偽軍攜帶武器歸來的辦法,成立了接待回歸偽軍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頒發了偽軍“歸來通行證”。經過以上工作,1943年山東共瓦解偽軍7000余名,在偽軍中建立了1000多個秘密關系,長期隱蔽以待時機。

  隨著日軍反戰、厭戰情緒增長,羅榮桓指示我軍加強了對日軍的爭取、瓦解工作。其中一支重要力量,是在山東的“日本解放聯盟”和“朝鮮獨立同盟”。這一大批日本和朝鮮籍反日戰友,經常向敵人喊話,或利用敵電話線路與其通話,有時到游擊區作“現身宣傳”,講解八路軍的政策,揭露敵人的謠言;有時深入到敵占區寫標語、發傳單、畫漫畫。在反“掃蕩”中,一些日本反戰士兵甚至還拿起武器,與日軍奮戰,被稱為“日本八路”。一位叫金野博的反戰義士,在一次日軍的突然襲擊中被捕。敵人審問時,無論怎樣毒打,他都絕不屈服,最后英勇就義。

  敵進我退,后發制人

  1936年12月,在講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時,毛澤東對羅榮桓等紅軍大學學員說過:“從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后來我們的作戰原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其內核即是“敵進我退,后發制人”。羅榮桓在軍事實踐中繼承發展了這一策略思想,并運用得爐火純青。

  1939年7月下旬,羅榮桓率領一一五師到達山東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由于古代有梁山泊聚義的故事,使梁山聞名華夏。而威武八路軍的到來,很快在這里演了一出有聲有色的戰爭活劇。

  8月1日晨,羅榮桓突然接到情報:有一股敵人從汶上縣出動,帶了2門大炮,有西渡運河、向梁山開來的跡象。這股敵人隸屬日軍第三十二師團,領頭的是少佐大隊長長田敏江,此人官兒不算大,卻是天皇的親戚,來華前受過天皇召見,特別驕橫。這次,他領受了護送一個炮兵小隊連同2門意大利野炮到另一支部隊去的任務。

  根據偵察,這股敵人孤軍出動,無策應。梁山周圍沒有敵據點,我方雖然只有師部4個連,但青紗帳已起,便于隱蔽活動。梁山南面楊勇的獨立旅遠不過30華里,隨時可調來增援。且敵并不知我方虛實,只要迅猛果敢,就能出其不意將之消滅。于是,羅榮桓、陳光決定:利用小股游擊隊充當誘餌,且戰且退,誘敵深入,尋機吃掉這股敵人。

  8月2日中午,青紗帳里揚起一陣煙塵,敵人跟著小股游擊隊過來了,八路軍立即出擊,但由于敵人火力強勁,加之增援部隊未到,羅、陳命令部隊暫停攻擊。日軍轟了半個多小時,不見動靜,長田敏江更堅信碰到的是游擊隊,遂又繼續前進,到了梁山西南角。這時,他們遭到趕來增援的楊勇獨立旅一個營迎頭痛擊,日軍被迫退守獨山莊,陷入絕境。到了晚上9時,經過一番惡戰,長田敏江以下300余人被全殲。梁山戰斗,是一次在平原地區進行的成功伏擊戰。其捷報迅速傳遍全國,中共中央軍委也發來了賀電。

  1946年5月19日夜,東北民主聯軍撤守吉林重鎮四平,國民黨軍進而向長春逼近。在公主屯附近的范家屯,林彪、彭真、羅榮桓等開會討論作戰方針。討論中,一種主張是繼續堅守長春,另一種主張是撤出長春,退到松花江以北。羅榮桓高瞻遠矚地說:“長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線又寬,現在部隊打得很疲勞,如果守長春,敵人從梅河口沿奉(今沈陽)吉(林)線插到吉林,就會把我們的后方打個稀爛,不但長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滿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贊成撤出長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經討論決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到哈爾濱。

  7月下旬,羅榮桓夫婦由作戰科長尹健護送,準備赴蘇聯治病。在滿洲里辦理出境手續期間,他的心仍然牽掛著東北戰局。一天,他問尹健:司令部機關的同志們對戰事有何反映?尹健說:“不少參謀對四平撤退以后,我們一仗未打便撤到松花江以北,有點想不通,覺得是不是撤得太多了。”

  羅榮桓解釋說:“主力北撤是對的!在中央蘇區,前四次反‘圍剿’,我們實際上都是采用‘十六字訣’的辦法取得了勝利。回去以后,你可以組織同志們讀一讀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特別是其中‘戰略防御’這一章。把這篇文章學好,對北撤就自然會想通的。”

  東北解放戰爭的實踐證明,當年我軍撤到松花江以北,采取“敵進我退,后發制人”策略思想,是非常明智、正確的。

  敵進我進,翻邊戰術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中,毛澤東曾指出:在十年內戰中,當國民黨用“分進合擊”的辦法對蘇區實行“圍剿”時,紅軍一般是在根據地內與敵人周旋,選擇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之一路,以最后打破“圍剿”。羅榮桓反復研讀此文,其目的就是用以指導敵后的軍事斗爭。

  到了抗戰時期,敵我斗爭情況變了,正如羅榮桓當時分析的:在嚴重困難時期,由于敵后根據地地域狹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照搬內戰時打運動戰的方法,就難于突破敵人包圍。因此,必須一改“敵進我退”陳規,大膽“敵進我進”,即:不把主力部隊擺在根據地腹部,而是擺在靠近一路敵人的根據地邊沿地區;當敵人“掃蕩”時,在弄清敵人特別是當面之敵的動向后,趁敵包圍圈尚未緊縮、尚有較大空隙時,選擇敵之弱點,由根據地邊沿游擊區“翻”到敵人后方去打亂其部署,粉碎敵之“掃蕩”。這一戰術,他美其名曰:翻邊戰術。

  1941年11月初,侵華日軍推行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日軍第十二軍司令官土橋一次中將調動3個師團、4個旅團的主力和偽軍共5萬余人,向沂蒙山區發動多路、多梯隊的“鐵壁合圍”,妄圖消滅我山東黨政軍領導機關,徹底摧毀沂蒙山抗日根據地。這是抗戰時期日軍在山東敵后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掃蕩”,也是羅榮桓主持山東軍事工作后面臨的一次嚴峻考驗。

  11月5日晨,敵人從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圍,把駐扎在此的一一五師師部、中共山東分局機關困住,最近的離留田僅7華里。這時,包圍圈里的戰斗部隊只有師部1個特務營和山東分局1個特務連。下午,在留田東南面的牛家溝里,羅榮桓、陳光、蕭華、陳士榘等圍著地圖研究突圍方向。針對向東、向北兩種方案,羅榮桓卻主張向南!他分析道:南面,雖是敵大本營,但他們估計我們不敢向此前進,而其兵力又都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區,后方必定空虛。我們先向南突圍,跳出敵包圍圈后轉而向西,進入蒙山和魯南的結合部,這個位置比較機動。

  這一意見,乍一聽出人意料,細琢磨又合情合理,很快得到大家一致贊同。隨著夜幕垂下,羅榮桓利用兩股敵人之間1公里半的距離,命令部隊分成3路縱隊快速前進。八路軍未費一槍一彈,未損一兵一卒,有驚無險地跳出了敵包圍圈。

  在突圍行列中,有個德國進步記者叫漢斯·希伯,度過留田突圍驚險的一夜后,他高興得像個孩子,興奮地對負責接待他的山東分局秘書處長谷牧說:“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參加過的任何一次愉快的晚會都更有意義,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這奇妙的經歷寫出來,告訴全世界人民。”說寫就寫,他的文章經譯出后登在一一五師的《戰士報》 上,題目叫做《無聲的戰斗》。

  從1943年春起,敵進我進的翻邊戰術陸續推廣到山東各個根據地。在膠東,從1942年11月12日起,日軍以2萬之眾采用拉網戰術,對根據地進行“掃蕩”。開始,有的干部想安幾個釘子,來撕破敵網。所謂釘子,就是在根據地內選擇幾處有利地形,進行堅固設防。羅榮桓及時指出,在我們現有的裝備條件下,這樣做會給敵人以集中攻擊的目標,使我軍失去機動靈活的主動性,而陷于單純防御的被動地位。后來,膠東軍民拆掉工事,運用翻邊戰術,機動靈活地挫敗了敵人的拉網合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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